戰國至東漢時期的醫學（西元前475年-西元220年）
戰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隨著奴隸主階級所有制逐漸被新興地主階級所有制取代,生產關係發生了很大改變，生產力也有了較大提高。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修建，耕作技術的改進，使農作物的收穫量大大增加，收穫達到了種子的十倍，甚至上百倍。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使得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相應的發展。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結束了長期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了分封制，實行郡縣制，統一車軌和度量衡，統一了文字。這對當時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而與此同時，秦王朝對人民實行了殘暴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使人民不堪忍受，終於在西元前209年爆發了由陳勝、吳廣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西元前207年，秦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徹底覆滅。
西元前202年，經過五年的楚漢戰爭，劉邦擊敗項羽而稱帝，開始了歷史上的西漢時期。由於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獎勵耕織，廣植農桑，這一時期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此時冶鐵、紡織、陶瓷等手工業已相當發達，商業也越來越繁榮，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會比較安定。到了漢武帝時期（西元前140-西元前88年），國力更為強盛，朝廷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促進了內地與邊疆，漢朝與中亞、西亞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到了西漢後期，朝政腐敗，社會危機四伏。西漢末期，王莽篡位，其統治給人民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因而爆發了以赤眉、綠林為主體的農民起義。西元23年，王莽敗滅。西元25年，劉秀正式接帝位，東漢時期開始。東漢前期，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造紙術的改進和推廣，大大促進了科學文化的傳播。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勢力不斷膨脹，宦官專權，民不聊生，隨之爆發了黃巾軍農民大起義，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全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混戰之中。以後逐漸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即歷史上的三國時期。
戰國至東漢時期，不論是天文、曆法、地理、數學、農學、醫學，還是文學、史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第一部算學著作《周髀算經》和數學名著《九章算術》問世，標誌著中國數學完整體系的形成。西元前4世紀甘德的《星經》和石申夫的《天文》（後全稱《甘石星經》）中載有120個恒星的黃經度數和距北極的度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五星占》，是現存最早的星表實物。東漢張衡創制的觀察天象的渾天儀和測量地震方向的候風地動儀，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偉大發明。西漢的《汜勝之農書》則總結了2000多年前農業生產的知識和經驗。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許多不朽的文學、史學傳世名著，如《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屈原的《楚辭》、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許慎的《說文解字》等，都是中國古代的寶貴文化遺產。
在哲學思想方面，戰國先秦時期與兩漢時期各有其特點。戰國時期是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學術界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辯家、陰陽家、雜家等不同的學術派別，並在哲學思想上展開了爭鳴。在自然觀方面，爭論的焦點是天命論和反天命論。唯心主義認為，天是有意志的神，能夠降禍賜福，賞善罰惡。唯物主義則認為，天是客觀存在的實體，沒有什麼上帝鬼神來主宰它，它沒有思維和意志，更不能懲惡勸善。正如荀子在《荀子·天論》中談到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明確指出了天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他在承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還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戡天"思想。
西漢初年，由於當時的統治者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與之相適應的清靜無為的道家哲學思想得到了漢王朝的重視。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從此，儒家學說逐漸成為西漢中後期的統治思想。東漢時期，天命鬼神等唯心主義思想泛濫，儒家的經典著作被作出各種宗教迷信式的解釋。儒家的三綱五常理論不僅被神化，而且被提到了欽定法典的地位。然而東漢傑出的思想家王充，則對天命鬼神等唯心主義謬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發揮先秦以來關於"精"、"氣"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氣是萬物的本源，人是由物質性的氣所構成的。人的稟賦厚薄和體質強弱是決定長壽與否的關鍵。他還提出無鬼論和神滅論的觀點，正確論述了精神與肉體的關係。
這一時期不同派別的學術思想，對醫學思想和醫學理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儒家、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儒家的天命觀是唯心的、消極的，但它所宣揚的"仁義道德"思想中的積極部分，對古代醫德的形成有較大影響。道家的關於生命和精、氣、神及養生理論，則成為了中醫基本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經戰國時代的鄒衍合在一起，用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對當時正在形成的中醫理論體系影響極大，從而成為中醫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醫藥帛書和簡牘
後世出土的醫藥帛書和簡牘是戰國至東漢時期中國醫藥學發展和成就的見證。
馬王堆醫藥帛書
1973年底，從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醫藥帛書。據考證，這些帛書都是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下葬的，但各書的編撰時間不同，最早的可能成書於春秋時期，而最晚的則是戰國末年至秦漢之際的作品。就其內容而言，這些書較成書於秦漢之際的《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典籍更為原始和古樸。這批書是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醫學文獻，它們的出土，不僅填補了中國醫學史上的某些空白，而且對研究西漢以前醫藥學的發展概況具有極高的價值。
《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該書出土時本無書名，因其目錄列有52種病名，且在這些病名之後有"凡五十二"字樣，所以整理者據此而給該書命名。全書約15000餘字，涉及病名100多個，治療方劑280餘首，藥物240多種，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醫學方書。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病名涉及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尤以外科病最為多見，包括了外傷、動物咬傷、傷痙（破傷風）、癰疽、潰爛、腫瘤、皮膚病和肛腸病。內科疾病有癲癇、瘧疾、食病、癃病、痙病、淋病及寄生蟲病等；兒科疾病包括癲癇等；此外還涉及了產科病、眼科病等。書中對某些病症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水平。如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冥病（痲瘋病）的症狀如螟蟲齧穿植物內心，其所發無定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齒齦，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斷。反映出當時對這種疾病的發病特點和症狀的認識已較為深刻。又如，書中關於"傷痙，痙者，傷，風入傷，身信（伸）而不能詘（屈）"；"傷而頸（痙）者……其病甚弗能飲者，強啟其口，為灌之"的記載，清楚地描述了痙病（破傷風）的兩個主要症狀棗角弓反張和牙關緊閉。這些記述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最早的，而且都已被現代醫學所證實。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240餘種藥物中有草、穀、菜、木、果等植物藥，也有獸、禽、魚、蟲等動物藥，還有雄黃、水銀等礦物藥。書中很多藥物的功效和適應症都與後世醫藥文獻和臨床實踐相吻合。書中還記載了有關藥物的採集、收藏方法等，反映了西漢以前藥物學的發展。
《五十二病方》所記載的方劑大多是由二味以上藥物組成的複方。例如治"疽"病方中，有白斂、黃耆、芍藥、桂、薑、椒、茱萸七味藥。根據疽病的不同類型，調整主藥的劑量，提出"骨疽倍白斂，肉疽倍黃耆，腎疽倍芍藥"，體現了早期的辨證論治思想。據對書中283首醫方的藥物配伍、劑型、方劑用法的分析，認為該書已初具方劑學的基本內容，反映了有理論指導、有實踐意義的方劑學體系在先秦已初步形成。
《五十二病方》中記載的方劑雖僅明確提及丸劑，但實際上已根據疾病的情況及病人的體質，分別使用了丸、餅、曲、酒、油膏、藥漿、湯、散等多種劑型，並對方劑的煎煮法、服藥時間、次數、禁忌等作了一定的記載。
《五十二病方》中記述的外治法內容也很豐富，涉及手術、藥浴、敷貼、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書中有關創傷的16種療法（止血、鎮痛、清創、消毒、包紮等）以及燒灼結紮術、結紮摘除術、瘺管清除術等痔瘡手術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先進的外科技術。
《五十二病方》這部書充分反映了西漢以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情況。
《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
《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較全面記載了人體十一條經脈循行路線及所主疾病的著作。
《足臂十一脈灸經》可能成書於春秋時期。書中以"足"表示下肢脈，共有6條；以"臂"表示上肢脈，共有5條。這十一條脈的排列原則是先足後手，循行的基本規律則是從四肢末端到胸腹或頭面部。《足臂十一脈灸經》所主疾病有78種，沒有對疾病進行分類。
《陰陽十一脈灸經》分甲乙兩種文體，成書時間較《足臂十一脈灸經》稍晚。該書在《足臂十一脈灸經》的基礎上對11條脈的循行及主病作了較大的調整和補充，以先陰脈後陽脈的原則，來確定各脈的排列次序。即全身9條經脈仍由四肢走向軀體中心，而肩脈與足少陰脈則與之相反，由頭或少腹部走向四肢末端。《陰陽十一脈灸經》共記載了所主的147種疾病，並將各脈的病候按致病原因的不同，區分為"是動病"和"所產（生）病"。《足臂十一脈灸經》與《陰陽十一脈灸經》所記載的治療方法都僅有灸法。
兩書中記述的經脈循行路線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干的，反映了當時還沒有形成上下縱橫聯絡成網的經絡系統的概念。但是可以說，這兩部著作為《黃帝內經》中的經絡學說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導引圖》
《導引圖》是第一部古代醫療體育圖譜，是一幅長約53釐米、寬約110釐米的帛畫，上面繪有44個不同性別年齡的人以各種姿勢作導引動作。這些運動姿勢可大致分為肢體運動、呼吸運動和持械運動三類。圖中還記有用導引術防治的某些病候的名稱。如煩（心胸煩悶、聾、膝痛、胠積（胸脅脹痛）、溫病等。從而說明了導引與治病之間的關係。《導引圖》還介紹了一些模仿動物動作的導引術式，這些術式可以起到伸展肢體，宣導氣血，增強體質，防治疾病的作用。《導引圖》生動形象地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國古代醫療體育的真實情況，同時也為源遠流長的古代導引術提供了確鑿的實物證據。
《脈法》和《陰陽脈死候》
《脈法》是醫家傳授弟子灸法和砭法的一種民間教材，全書約400字，現僅可辨識其中的180餘字，因此還不能瞭解該書的全貌。從目前能識別的內容來看，書中指出了脈在人體中所具有的生理、病理和治療價值，並認識到這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必須書而熟學之"。書中提出的"取去餘而益不足"的治療原則，是與以後《黃帝內經》中"實則瀉之，虛則補之"的原則相一致的。書中還記述了砭法和灸法治療疾病的內容。
《陰陽脈死候》約有100餘字，主要論述了由表知裏診斷致死性疾病的方法。指出人體體表部位或器官的異常，可以提示機體內部某一部位的疾病。提出了三陽脈和三陰脈所呈現的死亡證候及其病機。其中屬於三陰脈肉、骨、氣、血、筋"五死"證候的內容，在以後的《靈樞經》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
《養生方》《卻穀食氣》
《養生方》共有32篇，全書以醫方為主，其中可辨識的有79方，大多為以滋補強壯、增強體力為主要作用的方劑。此外，還收有一些黑髮方、健步方以及治療偏枯、陰部腫脹等病證的醫方。書中還有關於各種製藥、用藥方法及藥名的記載。
《卻穀食氣》是一部氣功類著作，論述了一年四季選擇不同的環境進行呼吸鍛煉的方法，同時還論述了各種環境中的空氣名稱、性質及對人體的影響。
《十問》《合陰陽方》《天下至道談》
《十問》、《合陰陽方》、《天下至道談》均為討論養生原則和養生方法的竹簡本醫書，其中涉及的內容以房中術為最多。《十問》主要是借黃帝及歷代帝王與彭祖、天師、歧伯等人的對話來闡述有關養生的道理，書中分析了早衰的原因，提及了勞逸結合、節制飲食、起居有常及調和性情等養生原則，強調養生必須符合天地四時陰陽變化的規律。《合陰陽方》和《天下至道談》二書主要討論了房中術保健的理論和房中導引等具體方法。強調性生活要有一定的節制，如極情縱欲、粗暴急躁、強行交合，則會損害健康，影響長壽。儘管書中摻有不少糟粕，但它集中反映了中國西漢以前關於性科學的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秦簡和漢簡
秦簡
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大部分是西元前252年至西元前221年間的秦律、法律問答以及有關治獄的文書程式。這批秦簡中詳細記載了有關法醫學的內容，涉及對損傷的司法檢驗鑒定及對他殺、自縊和穴盜等案例的現場勘驗等方面。秦簡中還記載了痲瘋病與法律的關係，不僅提出了痲瘋病的檢驗方法，還規定了痲瘋病人應送往癘遷所進行隔離。並對痲瘋病的具體症狀作了具體描述。這批秦簡對於研究戰國時期秦國的法律與醫學，特別是法醫學，具有重大價值。
漢簡
1972年，在甘肅武威縣旱灘坡出土的東漢早期墓葬中有木質簡牘92枚，其中的內容包括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等。其中的治百病方記載了治療內科、外科、婦科、五官各科疾病的30多個醫方，書中有對於症狀的大量描述，在治療上則根據辨證論治原則給予不同處方。如用由附子、蜀椒等溫熱散寒藥組成的治傷寒逐風湯治療外感傷寒病，用由肉蓯蓉、杜仲、續斷、牛膝等補腎藥組成的方劑治療七傷所致的虛勞內傷病等。這批漢簡中的醫方全是複方，反映了當時藥物配伍的普遍應用。其中所載藥物近百種，包括植物藥63種、動物藥11種、礦物藥16種以及醇酒、牡麴等藥物11種；涉及的藥物劑型有湯、丸、膏、散、醴、滴、栓等種類；並提及旦飲、暮吞、先餔飯、宿毋食等服藥方法。反映了當時臨證醫學的發展和進步。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脈書》和《引書》兩部醫書。其中《脈書》的內容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候》三種帛書相似，並補足了帛書的缺字。
《脈書》中有關疾病的記載是按從頭到足的順序排列的，其中不少的病名可以在《五十二病方》中找到。而關於十一脈及其死候的內容，則可以在《靈樞·經脈》篇中找到相應的段落。由此可以看出這些古文獻之間的關係。
《引書》與馬王堆帛畫《導引圖》之間也具有一定的關係。與《導引圖》用圖譜的形式描繪導引術中的各種動作所不同的是，《引書》是用文字來詳細說明導引術的各個單個動作，以及治療疾病的導引方法。此外，《引書》還分析了人體得病的原因，指出："人之所以得病者，必於暑濕風寒雨露，腠理啟闔，食飲不和，起居不能與寒暑相應，故得病焉。"
醫學理論的形成
戰國至秦漢時期，由於醫學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日益豐富，一些重要的醫學典籍相繼問世。其中《黃帝內經》的出現，標誌著中醫基礎理論的形成；《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則表明了中醫辨證論治原則的確立。
《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全面總結秦漢以前醫學成就，並奠定了中醫學理論基礎的經典著作。關於該書的成書年代，歷代醫家、學者的意見分歧很大，各種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已持續數百年，至今仍未達成一致的結論。
《黃帝內經》的書名，最早出現在西漢劉歆的《七略》中，但該書已失傳。現存文獻的最早記載，是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其中雖然記有《黃帝內經》十八卷，但並沒有提到該書的成書年代及作者。通過對書名、書中天文記時、名詞術語的研究，現在多數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內經》並非出於一時一人的手筆，其中既有戰國時期的篇章，也有秦漢時代的作品，還有後世隋唐和宋代醫家整理校注所補充的內容。由此可以認為，《黃帝內經》大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後又經過秦漢醫家的整理、補充、修改，逐步充實豐富其內容而形成的。
現在流傳的《黃帝內經》包括《素問》和《靈樞》兩部分。《素問》的書名最早見於東漢末年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由於當時戰亂頻繁，《素問》流傳到唐代時已殘缺不全。唐朝太仆王冰對其進行收集整理，增補了第七卷中的"天元紀大論"等七篇。到了宋代，醫官高保衡、林億等對王冰補注整理的《素問》加以校正後刊行，定名為《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此版本流傳至今。《靈樞》之名最早見於王冰所作的《黃帝內經素問注》序中，在此之前，《靈樞》被稱為《九卷》、《針經》，隋唐時期，還有《九靈》、《九墟》等名稱。
《靈樞》在較長時期內曾失傳，直到北宋元祐年間，從高麗傳回《黃帝針經》一部之後，中國才重新有了一部內容較完整的《針經》。南宋紹興二十五年（西元1155年），史崧把"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加以校正出版，稱為《靈樞》，從而成為現存最早版本的《靈樞》。
《黃帝內經》的基本觀點
整體觀念
《內經》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密切關係。依照《內經》的觀點，人體結構的各個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臟、腑、皮、肉、筋、骨、脈等形體組織，以及口、鼻、舌、目、前後陰等五官九竅，通過經絡都可以互相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在生理情況下，人體各臟腑、組織和器官是互相聯繫的，共同完成人體統一的機能活動。而在機體發生病變的時候，則各臟腑、組織、器官之間又會互相影響。因此，中醫在診斷疾病時，能夠通過五官、形體、色脈等外在表現來瞭解體內的臟腑病變。
《內經》還體現了機體與情志的整體觀，指出機體對情志的決定作用。"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另一方面，情志對機體也有調節作用。"志意者，所以禦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因此，《內經》十分注重通過調節情志來消除病理變化，恢復人體正常的生理功能。同樣，《內經》十分重視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所存在的密切聯繫，由此提出了"人與天地相應"的著名論斷。並在《素問·寶命全形論》中總結了機體活動與外環境統一的關係，認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說明在正常情況下，人體有天暑出汗、少尿；天寒少汗、多尿的生理表現，而當機體活動不能與外界變化相適應時，就會產生疾病。同時認為四季氣候不同，疾病發生和流行的情況也各異，並對四季多發病、常見病作了具體描述。
《內經》還對不同區域人們的生活習慣、體質狀況、疾病流行情況以及對壽命的影響作了詳細的論述。因為醫家除研究醫道之外，必須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這樣才能取得滿意的治療效果。
陰陽平衡
《內經》中的另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陰陽對統一。書中明確指出人體的本身就是陰陽的對立統一，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就是人體陰陽對立雙方在矛盾運動中不斷取得平衡的過程。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的陰陽兩方面始終處在平衡狀態，這就是《素問·生氣通天論》所指出的"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並且，《內經》特別強調"動中求平"和"動中求秘"，說明陰陽平衡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和動態的。一旦這種陰陽的動態平衡被破壞，出現陰陽的偏勝偏衰，人體就會出現疾病。如果進一步發展到陰陽關係的破裂，出現"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的情況，病情就會惡化，甚至出現死亡。因此，《內經》將人體陰陽平衡的失調，看成是疾病發生的最基本原因，而治療疾病的最基本法則就是調整陰陽。
邪正鬥爭
《內經》認為，疾病的過程是正氣與邪氣相互鬥爭的過程。其中，邪氣雖然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但也與人體自身的抗病能力有著密切關係。不論什麼疾病，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儘管有著千變萬化的臨床表現，但總可以歸結為邪正鬥爭的形式。《內經》對邪正鬥爭的結果作了兩種總結，即"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和"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強調邪正鬥爭的勝負，對疾病的發生和轉歸有著決定的作用。
強調預防
《內經》十分重視對疾病的預防。認為凡是醫術高明的醫生都應該做到防病於未然，即所謂"上工治未病"。《內經》的許多篇章中都闡述了防病、養生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又如："法于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等。這種"治未病"的預防思想，至今仍有效地指導著中醫學的實踐。
《黃帝內經》的主要內容
陰陽五行學說
《內經》將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五行學說引入醫學領域，使之成為中醫學分析人體生理功能及病理變化、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之重要理論基礎。
陰陽學說是用來說明事物間對立統一關係的理論。《內經》將其推而廣之，將男女、寒熱、燥濕、高低、內外、臟腑、氣血、動靜、功能與物質、興奮與抑制等，都分為陰陽。明確指出人體的本身就是陰陽的對立統一，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就是人體陰陽對立雙方在矛盾運動中不斷取得平衡的過程。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的陰陽兩方面是相對平衡的。一旦人體的陰陽關係失調，正常的平衡狀態被破壞，人體就會發生疾病。疾病的病理變化有"陰盛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等陰陽偏盛的情況，也有"陽虛則內寒，陰虛則內熱"的陰陽偏衰的表現。治病就是調整陰陽，使人體恢復到"陰平陽秘"的狀態。
五行是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內經》運用五行學說，將自然界中千變萬化的事物和現象，包括人體的各種臟腑組織器官、生理、病理變化及精神狀態，全都採用取類比象的方法，按照它們各自不同的性質、作用來推演和歸類事物的五行屬性，說明和解釋事物的發展及人體生命活動過程中相互聯繫和制約的關係。如五行與五臟、五腑、五體、五竅、五華、五志、五聲等人體組織器官和生理功能相配，五行與自然界中的方向、氣候變化及某些生物的特性等相配等。五行學說對事物屬性的歸類也不是靜止和孤立的，而是以五行的相生相剋，來探索和闡述事物之間相互聯繫、協調平衡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同時還以五行的相乘相侮，來討論事物在失調和不平衡狀態下的相互影響，分析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並以此指導臨床實踐。
《內經》把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雖然二者各有特點，但卻是彼此印證，互為互用的。
藏象經絡學說
藏象經絡學說主要研究的是人體五臟六腑、十二經脈、奇經八脈等生理功能、病理變化以及臟臟經脈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學說在中國醫學理論體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藏象學說更是《內經》理論體系的核心。
藏象學說的形成，是建立在古人的解剖學知識和治療疾病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的。《靈樞·經水》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臟之堅脆，腑之大小……皆有大數。"這是"解剖"一詞最早見於文獻的記載，從而也表明，當時人們確實是通過解剖來認識人體內臟結構的。在此基礎上，《內經》按照臟腑的生理功能特點，分為臟、腑、奇恒之腑三類，認為這是維持人體生命的重要器官。並分別就各臟腑的生理功能作了詳細的描述。如心主血脈和神明，肺主氣司呼吸、通調水道，脾主運化為後天之本，肝主疏彙和藏血，腎主生長發育生殖和水液代謝，胃主受納腐熟水穀，小腸主受盛和化物等。尤其是關於心與血脈關係的論述，如"心主身之血脈"，"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等，說明當時人們已認識到心臟是主宰血液運行的中心，血流運行"如環無端"地周行不止。這是世界醫學史上對循環系統最早的正確認識。
經絡是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筋肉、皮膚，溝通人體上下內外的通道。《內經》非常強調經絡學說的作用和地位，認為從醫者必須通曉經絡。經絡主要包括十二經脈和奇經八脈，另外還有十二經別、十二經筋、十二皮部、十五別絡、孫絡、浮絡等。《內經》對十二經脈和循行走向、絡屬臟腑及其所主疾病，都作了明確的記載。由於經脈不僅在生理上是運行氣、溝通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竅、皮肉毛筋骨的通道，同時在病理上也是傳導病邪的途徑。因此，經絡在診斷和治療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意義。經絡學說在治療方面的應用十分廣泛，尤其是在針灸、按摩和藥物治療方面，具有更大的指導意義。比如，根據經絡的循行路線，《內經》以調整經絡氣血為目的，提出一系列針灸治療的配穴規律："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等。《內經》的經絡學說，不僅直接指導著臨床實踐，而且為後世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病因病機學說
《內經》在人與自然對立統一和形神統一觀念的基礎上，把外在自然氣候的反常變化和內在情志的刺激作為兩個重要的致病原因。並將這些致病原因分為陰陽兩大類。正如《素問·調經論》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起居，陰陽喜怒。"同時認為，由於臟腑各有其特點，不同的情志變化對臟腑有著不同的影響。如太過欣喜，會使心氣渙散；大怒則會傷肝；悲憂太過能傷肺；思慮過度容易傷脾；過度恐懼則會使腎氣不固，精氣下陷。並且強調，在疾病過程中，情志是改變疾病傳變規律或促使病情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病機是疾病發生和變化的內在機理。《內經》認為，各種病因作用於人體後是否發病，主要取決於人體正氣的強弱和外界致病因素兩個方面，也就是說要看邪正雙方的力量對比。如果人體正氣旺盛，邪氣就不易侵入，或侵入人體但不能使人致病；而當人體正氣相對虛弱，不足以抵抗邪氣時，邪氣就會乘虛而入，使人發病。《內經》具體論述了影響正氣強弱的各種因素，如體質，年齡、地理環境和精神狀態等。同時還指出，儘管疾病種類繁多，臨床表現和病變機理錯綜複雜，但總離不開邪正盛衰、陰陽失調、氣血失常、經絡臟腑功能紊亂等一般規律。其中，表裏、寒熱、虛實、陰陽是其中的基本綱領。此外，書中還就疾病傳變的途徑、規律以及疾病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具體病理變化進行了討論。
診法治則學說
《內經》的診法，主要包括望、聞、問、切四診，這也是後世中醫診斷學的基礎。
對於望診，《內經》尤其強調對神、色、形和舌象的觀察。《靈樞·大惑論》指出："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的盛衰是判斷機體健康與否的重要標誌之一。對色澤的診察，則是以面色為主，這也是辨別五臟氣血盛衰，判斷預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內經》還描述了14種舌體的異常變化及其與疾病的關係。聞診包括聞聲音和嗅氣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首次提出五聲、五音應五臟的理論。根據各臟腑的不同特點，《內經》分析了病變臟腑的聲音變化，討論了產生異常氣味與病變性質的關係。《內經》十分重視問診，認為"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素問·征四失論》）要求治療前"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素問·三部九候論》），注意病史採集和掌握現有病證的臨證表現，同時還應當瞭解病人的飲食、居住環境、情志狀況、社會地位變化等情況。《內經》將切診分為切脈和切膚兩部分。氣血通過血脈而環流於周身，因此從脈象的變化中可以判斷疾病的部位、性質、邪正盛衰及預後等情況。切脈分為三部九候法和人迎寸口診脈法、診胃氣等方法。《內經》主要對三部九候法作了詳盡的論述，提出了四十多種脈象。此外，《內經》還討論了脈象與五
臟、脈象與季節的關係等內容。
《內經》中的四診，既各是一種獨立的診斷方法，又是在臨床應用時相互配合的，這種被稱之為"四診合參"的方法，至今在臨床診斷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內經》中還有關於治則的豐富記載。涉及的主要治則有：因時因地因人制定相應的治療方法的三因制宜原則；治病求本、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的標本論治原則；扶助正氣、祛除邪氣的扶正祛邪原則；恢復陰陽平衡以達陰平陽秘的調整陰陽原則；等等。這些治則充分體現了中醫學在辨證立法和治療上的靈活性，迄今在臨床上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五運六氣學說
五運六氣學說簡稱運氣學說，它是研究自然界與人的關係、特別是自然界氣候的對人體生理、病理影響的變化規律的學說。運氣學說以自然界的氣候變化以及人與生物對這些變化所產生的相應反應為基礎，把自然變化的現象和生物的生命現象統一起來，把氣候變化和人體發病規律統一起來，並從宇宙間的節律來探討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與疾病發生的關係，希望以此為根據，指導人們趨利避害，防病治病。這充分反映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
五運六氣學說的基本內容，是以五行、六氣、三陰三陽等為理論基礎，運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配合的甲子作為演繹工具，從而推測氣候變化的規律和疾病流行的情況。《內經》的運氣學說認為自然界的氣候變化有周期性的規律，人體的病理變化也相應地具有明顯的規律，在運氣太過或不及的年份這種變化就更為明顯。由於氣候變化非常複雜，影響氣候變化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所以運氣學說的內容除了醫學外，還涉及到古代天文學、氣象學、曆法以及生物學等各方面知識。運氣學說這一具有二千多年歷史的古老學說，至今仍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並日益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
《黃帝內經》的價值和影響
《黃帝內經》全面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學成就，開創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它的問世，標誌著中國醫學由單純積累經驗的階段，發展到了系統的理論總結階段。
《黃帝內經》從陰陽五行、五運六氣、臟腑經絡、病因病機、診法治則、針灸方藥、養生預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統地闡述，同時，所講述的內容還包括對習醫、行醫的醫德要求、心理學、時間醫學、地理醫學、氣象醫學等。這些為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黃帝內經》是我國古代醫學文獻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對後世的影響相當大。它不僅深受歷代醫學的重視，而且至今仍為從事中醫工作者必讀的經典著作。歷史上一些著名醫家的有影響的學術主張，都是在《內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內經》對世界醫學的發展也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歷史上朝鮮、日本等國，都曾把《黃帝內經》作為醫學教科書。《內經》的部分內容曾相繼被譯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評價。我國醫學的發展史，充分顯示了《內經》的價值及生命力，不僅中醫學的任何一種學術理論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從《內經》找到其淵源，而且當代生命科學、醫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觀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從其博大精深的論述中獲得有益的啟迪和新的發現。此外，《黃帝內經》中至今仍有許多未被完全開發出的內容等待著人們去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難經》
《難經》，原名《黃帝八十一難經》，共三卷（也有五卷本）。全書以闡明《內經》的要旨為主，以問答的形式編篡而成。是《黃帝內經》之後的又一重要中醫典籍。
成書年代及作者
關於《難經》的作者及成書年代，一直有各種不同看法。根據文獻記載，最早提到《難經》的書名的是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自序》，其中談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但沒有說明這些書的作者。《隋書·經籍志》中雖已正式著錄了《難經》，但也沒有註明作者和成書時間。直至唐代楊玄操的《難經集注》和《舊唐書·經籍志》，才提出《難經》的作者是戰國的秦越人（扁鵲）。但是多數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史記·倉公列傳》和《漢書·藝文志》中都未曾記載《難經》，因此該書不可能是由秦越人所作。根據後人的考證，《難經》應成書於《內經》之後，約在西漢至東漢時期，東漢末年該書已經流傳於世。至於其作者，仍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主要內容
《難經》在《內經》的基礎上，提出了八十一個問題進行討論，內容涉及到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等各個方面。由於歷代專家學者的更改校注，現在流傳的《難經》版本早已不是原書的本來面貌。根據元代吳澄的分篇方法，《難經》八十一難被分為六篇：一至二十二難為脈學，二十三至二十九難為經絡，三十至四十七難為臟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難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難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難為針法。脈學在《難經》佔有相當的比重。《難經》對《內經》所提出的"寸口診法"進行了發展，確立了"獨取寸口"的診脈方法。指出了氣口部位寸、關、尺三部的陰陽屬性，每部的浮、中、沈三候，以及與臟腑經絡的配合關係；論述了切脈獨取寸口以診斷疾病的原理，是由於寸口為"脈之大會"，是十二經脈經氣彙聚之處而決定的。此外，還具體討論了正常和異常的脈象及其臨床意義。《難經》的獨取寸口法改變了《內經》的全身遍診法，為後世普遍推行的寸口診脈法奠定了基礎。
在論述臟腑生理功能的同時，《難經》首次把右腎稱為命門，明確了命門與腎的關係，強調了命門在人體生理活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命門為"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氣與腎通"，從而開創了後世命門學說之先河。《難經》對三焦的概念和功能也作了較詳細的論述，並記載了五臟六腑的形態，描述了一些臟腑器官的周長、直徑、長度、寬度及重量、容積等，補充了《內經》的解剖學知識。
《難經》還全面敘述了奇經八脈的含義、內容、循行部位、起止、與十二經脈的關係，以及發病證候等，補充了《內經》中所缺乏的這部分內容，使經絡學說更為完善。此外，《難經》還鄭重討論了針刺補瀉法的運用。其中有迎隨補瀉法、刺井瀉滎法、補母瀉子法、瀉火補水法，以及補瀉的手法和步驟，誤用補瀉可能導致的不良後果等。從而對針灸療法具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
由於《難經》文字不易理解，所以歷代醫家對該書作了各種注本。最早的注本為三國時期吳太醫令呂廣為之注本，以後唐代楊玄操、宋代丁德用、龐安時、金代紀天錫、元代袁坤載、滑壽、明代馬蒔、清代徐靈胎、黃元禦等，都對《難經》作過不同的注釋闡發本。
《傷寒雜病論》
東漢名醫張仲景撰寫的《傷寒雜病論》是中國醫學史上久負盛名的一部醫學著作。它在《內經》理論的指導下，總結了東漢以前眾多醫家和作者的臨床經驗，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提出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辨證論治原則，成為我國臨證醫學迅速發展的重要標誌。
沿革與流傳
《傷寒雜病論》約成書於東漢末年的建安年間（西元200-210年），共十六卷，包括傷寒和雜病兩部分。由於當時兵荒馬亂，原著已散佚不全。但其中的傷寒部分，經西晉醫家王叔和搜集整理，編成了《傷寒論》一書。以後，經過東晉、南北朝的分裂對立，這部書時隱時現。到唐代孫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一書中，僅有少數《傷寒論》條文被徵引，直到孫思邈晚年撰寫《千金翼方》時，才將《傷寒論》的大部分內容收載於卷九、卷十之中。西元1064年，宋代校正醫書書林億、高保衡等人對此書進行了考證校勘，將《傷寒論》分為十卷、三百九十七條後正式出版刊印，從此，這部重要的中醫學經典著作才得以流傳至今。現在通行的《傷寒論》有兩種版本，即宋版本和成注本。宋版本國內已無原刻本，只有明代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趙開美的複刻本。成注本是金代醫家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的著作。由於成無己距宋代校正醫書局出版《傷寒論》的年代比較接近，所以從成注本中可以反映出宋版《傷寒論》的原貌。
《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也曾一度失傳，其中的內容在後世出版的方書中得到轉載。在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對此有相當的記載。北宋翰學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殘舊書籍中，得到一部《金匱玉函要略方》，這實際上就是《傷寒雜病論》的節略本。該書共三卷，上卷論傷寒病，中卷論雜病，下卷記載方劑及有關婦科的理論。以後宋代林億等人在校訂此書時，因《傷寒論》已有傳本，就把上卷刪去只保留中、下卷部分。為了便於臨床應用，又把下卷的方劑分另列在各種病證之下，重新編為上、中、下三卷。
此外，還採集各家方書中轉載張仲景治療的醫方及後世一醫家的良方，分類附在每篇之後，命名為《金匱要略方論》，簡稱《金匱要略》，流傳至今。因此，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傷寒論》、《金匱要略》，是從《傷寒雜病論》中分割而成的。另一種說法認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是由晉代醫家王叔和整理編篡而成的，但以後書名、卷數、分合又有所改變。直至宋代校正醫書局時，才有《傷寒論》十卷和《金匱要略》三卷。
內容與成就
《傷寒雜病論》一書，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論雜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較為完整的辨證論治原則，使中醫學的理論基礎與臨床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確立辨證論治原則
《傷寒雜病論》中首次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主要表現在六經辨證和臟腑辨證兩個方面。
1. 六經辨證
"傷寒"在古代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包括了一切外感疾病及各種疫病。《內經》將外感發熱疾病的原因歸之於"傷寒"，並敘述了外感疾病從巨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六經傳變的形式。張仲景在此基礎上，考察了整個外感病的發展變化過程，根據病邪侵入經絡、臟腑的盛衰程度，患者正氣強弱以及有無宿疾等情況，尋找發病的規律，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概括起來，就是以六經論傷寒，即把外感發熱病在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所呈現的各種綜合症狀，作為辨證論治的綱領，即：病邪客於肌表，表現為以"營衛不和"為特徵的證候，即為"太陽病"；若邪正相搏於表裏之間，即為"少陽病"；若邪由表入裏，表現為陽熱熾盛者，則屬"陽明病"。三陽病的特點是邪盛正不衰，故以表、熱、裏證為主，病程比較短。而三陰病則多為臟腑本已虛損，或邪熱猖厥，從表入於裏，或由於三陽病治療不得法，損及正氣而致，因此多見虛寒裏證，病程相對也較長。張仲景還指出，由於患者的具體情況各異，外感病不一定是按照六經逐經傳變，其中有傳與不傳，有循經傳或越經傳，還有直中某經，有一經病，也有二經、三經的合病與並病，還有因診治不當所引起的變證、壞證等等。所謂六經辨證，就是把一切外感熱病的症狀分為六大類。在證候變化方面，
張仲景提出了虛實、寒熱，這些又以陰陽為總綱。在診斷傷寒病時，先別陰陽，然後分表裏、虛實、寒熱。這樣，通過對六經證候的歸納，可以分清諸證的主次，認識證候的屬性及變化，以此作為施治的論據。
2. 臟腑辨證
《金匱要略》全書共有25篇，主要是以臟腑辨證論述內科雜病及婦科的部分病證。其辨證論治精神與《傷寒論》一致，只是不以六經分證，而是以病證分篇。依據病機相同，證候相似或病位元相近的大體情況，幾個病合為一篇，如百合、狐惑、陰陽毒三者病機接近，因而合為一篇；痙、濕、暍三病在初起時，多有惡寒、發熱的表熱證，所以合為一篇。有些不便歸類的若干病證也被合併成篇。書中對各種病證的辨證分類精細而切要，對病因病機及診斷、治療的論述均非常精闢，充分體現了其"辨病脈證並治"的精神。
《傷寒雜病論》對脈法的論述也很精闢，在全部398條原文中，有145條論及脈，涉及到的脈型有18種，相兼脈51種，其中大多借脈象來說明病因病機，同時脈象還被作為鑒別診斷的依據。書中還有舌診的內容，開後世舌診之先河。"舌胎"一詞，首見於該書。在病因分析方面，書中提到了"三因致病說"，認為病因分為三類："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傷寒雜病論》還強調了預防疾病和防止疾病傳變發展，如提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人能養慎，不令邪風乾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即醫治之。"這是在辨證論治的具體過程中深刻體現並發揮了《內經》的"治未病"思想。
《金匱要略》中有關於急救技術的內容，書中記述的對自縊者搶救時所採用的方法，就是中國最早的人工呼吸法，其操作和要領與現代臨床應用的人工呼吸法是基本一致的。
對方劑學的貢獻
確立了方劑的立法組方的原則
《傷寒雜病論》中共記載了方劑375首，其中《傷寒論》載方113首（實際上為112首，因禹餘糧丸有方無藥），《金匱要略》載方262首。除去重複，實際收方269首，使用藥物214味，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傷寒雜病論》中的方劑立方嚴謹，用藥精確恰當，化裁靈活，體現了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如麻黃湯是治療傷寒表實證的代表方劑，用藥僅四味，卻君藥、臣藥、佐藥、使藥齊全，組方嚴謹，用藥十分恰當。根據病情和兼證的不同，方劑可以化裁加減。如麻黃湯即可派生出麻黃加朮湯、麻杏苡仁湯、大青龍湯等方劑。
《傷寒雜病論》十分重視藥物劑量的變化，有些方劑儘管藥味組成相同，但由於主藥劑量各異，其治療作用就不相同，桂枝湯和桂枝加桂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也有些方劑，雖然藥味組成相同，但因藥物劑量不同，導致方劑的君臣佐使的組合發生變化，出現不同的治療效果，如小承氣湯、厚朴大黃湯、厚朴三物湯三方的組成便是一例。因此後人稱讚《傷寒雜病論》"藥味增減，分兩輕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傷寒雜病論》中還非常注重藥物經過配伍所發生的協同作用。如全書共有百餘首方劑使用了桂枝，桂枝與不同的藥物配伍，發揮的效用也不盡相同。書中創立的方劑，絕大多數都行之有效地流傳至今，被尊為"經方"。目前不少經方仍被廣泛地應用於臨床，如白虎湯、麻杏石甘湯、茵陳蒿湯、瓜蔞薤白白酒湯、炙甘草湯、承氣湯、白頭翁湯、桂枝湯等。因此，張仲景被譽為"醫方之祖"。
強調藥物的炮製和劑型
《傷寒雜病論》對藥物的炮製方法非常重視，認為通過炮製可以改變藥性，達到增強藥物作用或減輕藥物副作用的目的。書中記載了多種炮製方法。如附子、烏頭生用毒性大，所以一般都需要炮製；乾薑炮用有辛通而兼苦降的功效，等等。書中所用劑型之多，遠遠超過了以往醫籍和簡帛的記載。其劑型選擇原則是因病製劑。湯劑具有吸收快，藥力大，奏效顯著，能隨證加減藥味和藥量，適合於複雜的臨床變化的特點，因此其應用最為廣泛；丸劑藥性舒緩，適用於病程較長而又難以速效的情況；散劑發揮效力比湯劑迅速，且無須煎熬，服用方便，為搶救危重病人的首選劑型。此外，書中還記載了洗劑、滴耳劑等多種外用劑型，對某些劑型的加工方法還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
注重藥物的煎服方法
《傷寒雜病論》十分講究藥物的煎服方法，對煎藥的火候、時間、先煎、後入、綿裹、泡汁、烊、沖等具體內容均有詳細說明。另外，書中還根據患者體質、病變部位、病情輕重、病程長短，以及臟氣盛衰、陰陽消長等具體情況，提出了平旦服、空心服、先食飲服、頓服、分溫再服、日三服、日三夜一服等不同的服藥法。經多年的實踐證明，這些煎服方法具有相當的科學價值，是治療效果的重要保證。
3. 對後世的影響
從整部《傷寒雜病論》來看，實際上已概括了中醫的望、聞、問、切四診，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綱，以及汗、吐、下、和、清、溫、補、消（利）等八種治療方法。該書正式確立了辨證論治法則，為中醫臨證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傷寒雜病論》被後人視為中醫經典著作。1700多年以來，書中的所確立的辨證論治原則始終有效地指導著中醫的臨床實踐，書中提出的六經分證、病證結合的辨證方法，被後代醫家推崇備至。不僅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至今仍在臨床上發揮著作用。歷代許多有成就的醫學家，諸如晉代的王叔和，唐代的孫思邈，宋代的韓祗和、龐安時、朱肱、許叔微，金代的成無己，以及明清時代的許多醫家，無一不重視對《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並把它視為習醫者的必讀之書。自宋代以來，官辦醫學校還把該書作為教材，同時對《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也更為盛行，出現了大批注解、闡發《傷寒論》的著作，明清時代甚至形成了學術上的"傷寒學派"。自唐宋以來，《傷寒雜病論》的影響還遠及日本、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直到今天，日本還有許多醫家成立了專門研究《傷寒論》的團體，他們不僅採用《傷寒雜病論》原方治病，而且還把其中一些方劑製成成藥，廣泛應用於臨床。
藥物學理論的形成
發展概況
戰國以來，人們的藥物知識又有了新的積累。見於文獻記載的藥物顯著增多，西漢初期曾流行過藥物專著。《史記·倉公傳》曾提及古代的醫藥書籍《藥論》，可惜該書現已失傳。晉代《中經薄》記載有《子儀本草》一書，子儀是戰國時名醫扁鵲的弟子；《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清代姚振宗在《漢書藝文志拾補方技略》中記載，當時有經方五家：《神家本草經》三卷，《桐君采藥錄》二卷，《雷公藥對》二卷，《子儀本草經》一卷及《倉公對詔》。可見到漢代時已先後有多種藥物學專書出現。但這些書後來大都散佚了。
"本草"一詞最早見於《漢書·樓護傳》。樓護是漢成帝時期（西元前32至西元前7年）的人，據《樓護傳》記載，"護少隨父為醫長安，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漢成帝建初二年（西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詔"這一掌管醫藥的官職。另據《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五年（西元5年），朝廷曾征如天文、曆算、方術、本草等教授者來京師。由此可見，早在西漢時期，已經開始徵集人力整理、研究和傳授本草了。
從古籍所收載的藥物來看，這一時期藥物品種已大大增多了。《內經》載方12首，用藥有澤瀉、半夏、連翹等；《五十二病方》載藥247種；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黃芩、花椒、水銀、茅根等實物。河北滿城漢墓還出土了西漢時期的製藥工具棗醫工盆、注藥器、濾藥器和熬藥工具等。由於秦漢以來交通日益發達，特別是張騫、班超先後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以後，使西域的紅花、葡萄、胡桃、大蒜、苜蓿等藥材不斷輸入內地，少數民族及邊遠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荔枝等，已逐漸被內地醫家所採用。東南亞等地的藥材也不斷進口到中國。從而使得藥物品種不斷增多，人們的藥物知識不斷豐富。同時，臨證醫學的迅速發展，也相應地要求藥物學同步發展。《神農本草經》一書，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或《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它對戰國至東漢時期的用藥經驗和藥物學知識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總結，不僅為中國藥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臨證醫學的進步。
成書年代與流傳
關於《神農本草經》的成書年代，歷來說法不一。《漢書·藝文志》中沒有收錄該書，從梁代阮孝緒的《七錄》和《隋書·經籍志》中才開始有關於此書的記載，但都沒有提及作者及寫作年代。有人根據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所記載的藥物大部分是《本草經》所收錄的，而《本草經》所載藥物產地多為後漢時的郡、縣地名，加上書中有些記述有明顯的道教思想痕跡，從而斷定該書成書于東漢。也有人認為西漢年間已有本草之類的書籍，而書中所記載的採藥時間以建寅為歲首，又收有葡萄、胡麻等張騫於西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大宛而帶回國的藥物，因此該書不會早於西漢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
現在一般認為，《神農本草經》與《內經》一樣，並非出於一人一時之手筆，而應當是秦漢以來許多醫藥學家通過對藥物學資料的不斷收集整理，直到東漢才最後編撰成書。《神農本草經》成書以後，除見載於梁代的《七錄》、《隋書·經籍志》外，《舊唐書·經籍志》也載有該書。梁代陶弘景將該書基本上全部收入其著作《本草經集注》。到了唐初，該書的單行本已失傳。唐宋以後的本草學著作，如《新修本草》、《證類本草》及明代的《本草綱目》等，都是轉引前代本草書中所載的《神農本草經》的內容。現今流傳的《神農本草經》版本，是明清以後的學者根據唐、宋、明等歷代本草著作進行整複輯佚，重新出版刊行的，因而被稱為《神農本草經》輯複本。
主要內容
《神農本草經》共三卷（亦有作四卷），收載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這些藥物大都療效確實，被人們沿用至今。書中涉及的病證約有170多種，包括內、外、婦、眼、耳、喉、齒等各科疾病。
根據藥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農本草經》創立了藥物的三品分類法，即把全部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上藥120種，一般無毒或毒性較小，"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多屬補養類藥物；中品120種，有的有毒，有的無毒，"為臣，主養性以應天，無毒有毒，斟酌其宜"，多為補養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藥物；下品125種，大多有毒，"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多為除寒熱、破積聚等攻治疾病的藥物。這是中國藥物學史上最早出現的藥物分類法。
《神農本草經》論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氣五味等藥物學理論。在《內經》"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則的基礎上，對組方用藥理論進一步作了闡述，指出："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說明處方用藥時應注意藥性，分別多寡、主次。對於藥物配伍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同結果，《神農本草經》提出"七情合和"的學說："藥有陰陽配伍，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如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從而十分清楚地指出，雖然藥物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但只要配合得當，便可奏效。如有的藥物相配能起到協同作用而增強藥效；有的藥物相配則能減輕或抑制對方的毒性反應。然而在實際使用中，並非所有的藥物都可以配合應用。如有的藥物合用後，會產生強烈的副作用，這種情況就屬於配伍禁忌。這些藥物的配伍原則，至今仍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同時書中還注意到了藥用部位與藥物作用的密切關係。事實上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實等各個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並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藥效也就各不相同。
《神農本草經》還記述了藥物的產地、採集時間、加工製作方法，以及鑒別藥物的真偽、陳新、質量優劣的方法。此外，書中還就不同的藥物性能，提出了製劑的法度和與之相適應的劑型。"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書中對服藥劑量、服藥方法、服藥時間也很重視，指出："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夜。"說明服藥時間與療效有著一定的關係。
《神農本草經》的出現，不但為中國古代的藥物學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後世藥物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以後的一些藥物學著作，都是以該書為基礎的。直到今天，《神農本草經》仍然是學習中醫藥的一本重要的參考書。
養生學的發展
從戰國到東漢，許多哲學家和醫學家對養生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種見解，其中主要有"靜以養生"和"動以養生"兩種觀點。老子、莊子的養生理論的核心是"靜"，莊子還提出了以靜為主的氣功；而子華子、呂不韋、華佗等人則主張"動以養生"，提倡"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華佗在繼承古代氣功導引的基礎上，模仿虎、鹿、熊、猿、鳥等五種動物的活動姿態，創立了著名的五禽戲。引外，孔子談到動靜結合的觀點，老子、莊子、管子、荀子等提出養生要"順乎自然"；管子還主張存精以養生，注意飲食衛生及精神調攝；東漢王充的《論衡》中也有養生專論，並提出壽命與遺傳有關的創見。
張景岳中醫藥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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